20170904刘仲敬YouTube问答第2期文稿整理：台语、列宁党、宗教与基层组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1XpAQDFZAA

注：本系列的时间以发布视频的时间为准，而非录制视频的时间。
整理者：三马兄


[00:04]第1问：台湾经过国民党六十年统治，四十岁以下的人不会讲台语已经成为常态，我自己就不太会讲台语。即使民进党政府推广母语教育，但我觉得成效不多。现在台湾的作家也很少人用台语创作，大概也没有市场。面对这样的状况，在语言难以与中国区隔的状况下，台湾未来的国族建构会不会出现困难？

[00:14]刘仲敬：国语的推广不是问题，关键是在于国语的选择。国语的选择纯粹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除了“我要它这样”这种政治意志以外，并无其他理由。选择已定以后，推广国语就是几十年的事情。这个事情不是例外，因为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国语推行也就是几十年时间。意大利人在选择了托斯卡纳语为国语以后用了几十年时间，芬兰人在选择了芬兰语为国语以后也是用了几十年时间。1806年前后，芬兰人大多数都是讲瑞典语的，芬兰语其实只是瑞典语的一种方言，基本上没有任何重要著作是由芬兰语写成的。1856年以后，第一部芬兰史出版。然后的几十年，芬兰的中小学教育开始普及。就在这几十年当中，讲芬兰语的人口，由只占百分之十几的比较穷困和偏远地区的农民，变成占百分之八十几的主流居民。到1906年，原先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瑞典语的居民已经不到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而且这个比例到现在还在不断减少。到现在，讲瑞典语的居民，也就是所谓的瑞典芬兰人，已经不到人口的百分之十。

[01:35]所谓的瑞典芬兰人——也就是芬兰境内讲瑞典语的居民，他们的地位就像是在台湾讲国语的台湾人一样，跟讲芬兰语的芬兰人没有任何种族上的区别。实际上，他们就是在斯内尔曼这些民族发明家在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把芬兰语和芬兰民族认同绑定以后，集体公开以搞运动的方式放弃瑞典语而改学芬兰语以后，才逐步变成芬兰人的。换句话说，不是说有一个种族意义上的芬兰人，而是原先讲瑞典语的大多数居民以及可能还有一些并非讲瑞典语的少数居民在集体改讲芬兰语以后，创造了芬兰民族。芬兰民族是在语言创造的过程当中发明出来的。所以只要有这个政治意志，推广语言不成问题。最简单的推广方法就是中小学教育，中小学教育是推广语言最简单、最有力的工具。

[02:36]不要说像我们所说的罗马字的台语本身是十九世纪末叶创造出来的，仅仅是印刷台语圣经的过程就已经过了好几代人，台语存在的时间比现在所谓的国语或是白话文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这个在全世界国语的发明过程当中，已经是极为罕见的、根基最为深厚的实例了。像芬兰语、爱沙尼亚语或者以色列用的希伯来语，目前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当中，三分之二以上国家的国语都是在十九世纪以后才临时发明出来、然后在几十年时间把它推广出来的。超过一半的实例，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例子，发明国语的时间还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现在存在的国家当中，有一半是在反殖民主义开始普及以后才刚刚产生的，它们的国语目前还处在刚刚发明的状态，根本不存在像是台语那样有一百多年历史和大量的文学著作。所以台语现在要发明成为国语的话，它的有利条件是跟芬兰语和托斯卡纳语差不多的。比起目前世界上一半多的国家，比起哈萨克斯坦那样的中亚国家，比起大多数东南亚、西亚和非洲的国家来说的话，它发明成为国语的条件是更加优越的。

[04:08]但是条件优越不代表一定会成功，成功不成功归根结底是一个政治意志的问题。大多数方言变成国语，都是因为这一种方言跟民族感情、民族构建和相应的政治利益绑定在一起，变成一个符号和象征的缘故。符号和象征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绑在它上面，例如，意大利的国语一定是托斯卡纳语吗？难道就一定不能是那不勒斯语吗？托斯卡纳语的选择是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同样，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谁会成为以色列的国语，事先也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一旦决定了，只要过了中小学教育这一关的话，基本上掌握中小学教育的这种语言就会掌握压倒优势了。比较靠近台湾的就是马来亚，大马和东部两个邦的国语问题是涉及到政治认同的关键问题，因为马来的华人和台湾人之间的关系一向是格外密切的，你只要看看马来的语言政治就可以大致明白一二了。这里面的困难不在于你说的那个技术问题，而在于政治选择问题，政治选择才是艰难的，事先是不确定的。政治选择一旦确定以后，从技术上讲，你把现有的任何一种方言推广成为国语都不是什么重大问题，需要的时间也就是三十年。目前世界上被列为国语的大多数语言，都是在三十年时间内就完成了推广的。

[05:38]第2问：中国共产党可能认为，1958年中苏交恶切断苏联的援助之后，到1972年毛泽东外交革命带来新的输液管，这十五年艰困的日子死了几千万费拉跟知识分子，共产党还是撑下来了，未来依靠更加先进的舆论控制跟统治技术，只要确保共产党本身作为唯一有政治能力的群体，就能长久统治中国。您认为如果这次美国切断输液管，中国共产党能否有机会维持超过十年以上的有效统治？毕竟他们之前成功过一次了。

[05:50]刘仲敬：列宁主义政党控制的能力可以精确地用它杀人的能力来确定。这个是必须的，因为任何政治组织都必须要有退出机制或者说淘汰机制，如果不能奖励人或者惩罚人，那就没有任何政治机器能够运转了。奖励人或者惩罚人的机制，在西方民主国家是通过选举来进行的，失去选举的政客自动就退出了，他们有退路，这不是什么重大问题。但是列宁主义政权既然规定了它不能进行政党更迭，那么它唯一的退出机制就是死。一个列宁主义政党的政治家如果不死的话，你是没有避免他在退休以后继续干政的。每一个新上台的市委书记都会发现，前任市委书记、前前任市委书记、前前前任市委书记，他们当年在当市委书记的时候积累下来的人脉仍然在发挥作用，他的老同学和老朋友在他老人家退休了以后，很可能就已经升到中央去做官了，所以这位新任的市委书记为了对付前任市委书记、前前任市委书记，是必须绞尽脑汁的。我们都熟悉的江泽民和朱镕基在上海之所以能够升官，不是因为他们在上海搞了什么政绩，最主要的关系就是因为，他们在上海搞了很多高级宾馆，对来访的老干部使尽拍马之能事。后来的胡锦涛在贵州的时候能够升到中央去，也不是他主管的省份政绩比别人好，而是因为他用同样的方法讨好了很多老干部。

[07:16]老干部当然是会越积越多的，所以积到一定程度你就会面临选择：要么你用斯大林式的手段狠狠地杀一批，要么你就得改变体制，改变体制的结果，也许口头上叫民主，也许叫其他什么名字，但是反正你得给他们一个退出机制。邓小平用中顾委、干部年轻化或者说是多少多少岁退休的规矩试图制造这个机制，但是这个机制是不靠谱的。不靠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退出的人员太多了，你想让他们不干政，是不可能的。退出以后，他们既不能像是西方国家那些在野党一样在社会上有一个出路，又不能像在斯大林时代那样被杀掉。于是，他实际上没有解决勃列日涅夫问题。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的政权的权力不断递减，这是一个关键因素。要想权力不递减，就要让退出的人从此不再干政，但是在列宁党的体制之内，唯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杀掉，而邓小平既然不高兴运用这种老办法，所以他只是推迟了矛盾的爆发，像是不断地在你的血管表面上积累脂肪一样，脂肪积累到一定程度，你就要犯心脏病，这是必然的。

[08:28]等到犯心脏病的时候你就要选择了：要么你和平演变，让共产党不复存在，于是又走到西方的邪路上去了；要么你既然不打算走邪路，那么合乎逻辑的唯一选择就是，要么你像胡锦涛那样，在老干部、老老干部、老老老干部的挟持之下做一个傀儡，要么就杀掉老干部。江泽民那时候还好一点，他那时候还只有老干部；胡锦涛那个时候，江泽民时代的老干部已经变成老老干部；习近平上台以后，变成老干部、老老干部和老老老干部一起垂帘听政的状态。你想，谁能受得了这种状态？或者，他就变成一个像光绪皇帝那样的傀儡；或者要想夺回权力的话，那就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李登辉式的，我其实是无论如何都要想把你们国民党老干部做掉的，但是我在党内势单力孤，那么怎么办呢，只有把民间的各方力量都拉进来，反对国民党党内的主流派，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化了；另一种办法就是再列宁化，重新拿起斯大林那把刀，我们不搞民主，我们可以用共产党的传统或者用文化大革命那种群众动员方法，但是实质就是一个——必须杀老干部。

[09:36]不杀老干部，你就没办法进行有效统治，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统治，你只能像胡锦涛那样顺着原有的办法继续拖，任何重大决定都不能做，只能随波逐流。当然这样做的话，你是应付不了大的变局的。你要想应付大的变局，例如你要想闭关，要想避免自己的政权被和平演变，那就要看你杀人的魄力了。你至少必须杀掉干部的5%，而且必须清除掉有能力垂帘听政的老干部、老老干部，树立一个你自己的班底。这一点你做不到的话，你就会失败。你要判断它将来能不能够维持十年，不能按历史来判断。历史上维持十年或者维持多少年的前提条件都是一个“杀”字。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具体地统计一下在当时他们杀了多少人。当然，一般的老百姓，关系不是很大的，关键还是在于干部。干部集团不能清理，那你什么都做不到。如果你在干部集团不能做有效清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闭关，那你实在是没有办法避免朱镕基当年曾经面临的那种局面。

[10:43]例如，军队里面的什么什么干部，仗着我有枪杆子，我就去搞走私了，或者是，福建或者江苏这些地方的某些干部，仗着我老人家跟江泽民同志的关系挺不错，我就派出一个像赖昌星这样的人去搞走私活动了。走私活动，至少是我和我的集团可以通过赖昌星手里面分到很多钱。现在赖昌星没有了，你可以让郭文贵，郭文贵没有了，可以让李文贵，反正总有这样的人可以让我所在的集团捞到很多利益。有我这样一个集团这么做，那么别的集团也可以这么做，福建人可以找赖昌星，山东人就可以找郭文贵，这样搞出来的结果跟东南互保差别是不太大的。你在诸如此类的利益集团的挟制之下，你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你不可能做到有效闭关。然后，听了你的话闭关的人会吃大亏，不听你的话、搞走私贸易的人会占大便宜。就算是搞运动开始了一、两年，大家以为你新官上任三把火，十分厉害，时间长了以后看你也不过尔尔。我不服从你的命令，阳奉阴违，你又不能把我怎么样。很明显，我照样去做我的李鸿章，你有什么办法。

[11:44]避免这种前途的唯一办法就是杀人，这对你是真正的考验。假货是买不了真东西的。毛泽东能够做这做那，是因为他能够真正杀人。你不能够只是装腔作势，学着毛泽东的口号而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有杀人的能力。那样的话，你什么都得不到。而且你的纸老虎的假象被人戳破了以后，你的下场会非常惨，因为你并没有像胡锦涛那样，我虽然杀不了人，但是我至少没有得罪人，你人都已经得罪了，然后又杀不了人的话，你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难道你真的想像李登辉一样开放党禁，引进人民的力量，或者是像令完成那样，跑到海外去，从此之后就永远不回来？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想法，不管你开始怎样想两边占便宜，最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你会发现，真正能够拯救你的还是你杀人的能力。这时候你会退无可退，要么能够杀人，要么你让出位置，交给别的能够杀人的人。

[12:38]你想要闭关，就要靠杀人。闭关能不能成功，要看你杀人的能力，至少杀5%，而5%能不能够，我都还觉得很可疑。当然杀了5%以后，并不是说能够保证以后不会有15%或者更多的人在大洪水中完蛋，但是你要能够有效地控制，要能够令行禁止，能够让所有人都不阳奉阴违，不去学李鸿章，不搞东南互保，这个5%是一定要杀的。杀不掉，你就稳不住。杀的时间越晚，你的威望就越小。老实说，搞到现在，都已经五、六年过去了，你杀人还如此之少的话，已经会给广大的老滑头放出非常危险的信息了。如果你在杀不掉5%的干部的情况下强行推行你的政策，你就得不到毛泽东，你只会得到一个阿萨德。

[13:28]第3问：尤利安若是没死，他若是得胜归来，多神教的衰退是否会逆转？罗马又会怎么样？

[13:37]刘仲敬：尤利安是扭转不了基督教上升的形势的。基督教上升，其实这个问题跟现在的伊斯兰教问题是非常相似的。它的力量不在于它的上层政治组织，而在于基层社区。基督教的基层社区能够扩张，归根结底是罗马帝国的东方化、官僚化和专制化破坏了希腊罗马城邦原有的自治体系。基督教原先是东方宗教，如果是在伯里克利时代，它在西方传播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它能够传播，是因为罗马本身已经帝国化了。在伯里克利那个时代或者是在辛辛那提的时代，各个城邦都有它自己的基层组织，这个基层组织就是罗马所谓的氏族。各个氏族是有自己的小共同体的，他们祭祀自己的祖先和乡土的神灵，整个形势跟日本现在的神道教差不多。如果我们要问为什么基督教在韩国和亚洲大陆扩张很快，在日本却扩张不了，答案就是，因为日本的小共同体没有被摧毁。这些小共同体说是神道也好，说是集团主义也好，那都是学者们给它起的名字。名字不重要，关键是大自然厌恶真空，而日本的基层没有出现真空。出现真空的地方，外来的宗教才能够得势，因为外来的宗教是什么呢？它就是把一个新的小共同体的组织模式提供给你了。

[14:57]罗马帝国在它建立帝国和东方化的几百年内做了什么呢？它首先是在城邦之上建立了罗马军团和官僚机构，这些都是需要出钱的，于是沉重的负担被压在各城邦上面，同时城邦的政治自由随着罗马军事政府的强大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推行不断遭到削弱。城邦的元老原先就是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他的权力是很大的；现在是权力越来越小，负担越来越重。过去城邦的元老是城邦的精英，也就是说，是我说的土豪，是大家都想做的职位；在戴克里先以后就变成是，不但没人想做，而且皇帝还要下令去追击那些逃亡的元老，强迫他们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帝国抽税。元老变得无利可图，这就是城邦或者基层共同体的活力越来越衰退的表现。于是帝国必须饮鸩止渴，城邦越来越没有能力承担自己基层政府的职能，那么帝国就要另外建立官僚政府，但是官僚政府建得越多，军队扩张得越大，基层的负担就越重，就更没有人愿意当基层共同体的领袖。

[16:03]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和各东方宗教都有了大量的传播。它传播有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就是，它不负责原来城邦所承担的负担。城邦原来是希腊罗马的基本单位，帝国如果要钱的话，都是向各城邦要的，但是没有说是向各宗教去要的，各宗教原先被帝国看成是不重要的。城邦负担越来越重，人口越来越少，而各宗教的人口越来越多，这是有具体的利害关系的。如果你做了某一个城邦的元老的话，那么过去你就是一个国家的元首，耀武扬威，非常得意；现在不但不是国家的元首，还要变成纳税纳粮的主要大户，原来的权力没有了，负担反而越来越重。然后你就会想，我干脆皈依基督教或者皈依密特拉教不是很好吗？我皈依了基督教或密特拉教，不再是比如说柯林斯某某城邦的元老了，那么皇帝要钱要兵也就不会来找我了，同时我做了基督教的长老，在基督教教会里面做了一个主教，或者是在密特拉教或者伊西斯教里面做了一个大祭司，我享有的权力和利益比我过去在城邦做元老享有的权力和利益一点也不少，我摆脱了重大的负担而保住了原有的权力，这不是很好吗？于是精英阶级普遍地背叛了原有的城邦，也就是背叛了原有的基层共同体，投靠了负担不重而权力和威望依旧的新的教会当中。这些教会当中谁能够得势，到底是基督教得势，伊西斯教得势，密特拉教得势，还是其他什么宗教得势，最初并不是很确定，但是我们事后来判断，是基督教得势了。

[17:34]罗马皇帝最终发现，在君士坦丁的时候发现，迫害基督教没有用处，相反，如果利用基督教，用基督教替代各城邦作为它的基础社区的话，对国家和教会双方都有利。而基督教跟罗马皇帝和解以后，就会一方面摆脱了原先罗马皇帝可能施加的迫害，另一方面，变成了国教以后，也可以得到相当多的好处。它付出的代价就是，它必须承担起过去城邦和氏族原先负的使命，以后它必须像过去的城邦和氏族一样，为罗马皇帝出钱出兵。这样就等于是，在罗马帝国的内部发生了一场和平演变。这场和平演变其实正是我们当今保守主义者一天到晚哀嚎的伊斯兰教给欧洲和俄罗斯带来的演变。传统的基督教社区，可以说是西方皈依基督教以后——至少是宗教改革这四百年以来英国、德国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基础共同体或者是小共同体，随着二战以来福利国家、官僚国家的上升，这些教区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渐渐被人抛弃。什么叫失去原有的功能？小共同体是干什么的？就是照顾穷人的。比如说，你生了孩子，老婆需要什么照顾，找牧师呀；失业了找谁呢，找牧师呀；圣诞节时穷人没饭吃了，像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样，找谁呢，找牧师呀。基层共同体是无所不管的，而且管的大多数都是那些赔本赚吆喝的事情。现在福利国家一搞起来，孩子生下来没有奶粉钱找谁呢，找政府呀；孤寡老人死了没人安葬找谁呢，找国家呀。那么教区牧师还起什么作用呢？答案是什么作用也没有了，你变成废人了，变成废人以后，作用自然就会衰退。

[19:20]也就是说，这个过程其实跟罗马帝国末期是一样的。原先城邦承担的责任，现在由帝国来承担了，于是城邦就衰亡了；过去由基督教教区承担的责任，现在由福利国家承担了，于是基督教教会就衰弱了。衰弱以后，基层共同体造成的真空由谁来填补呢？穆斯林来填补了真空。于是现在就有很多人嚷嚷说是，会不会现在有能力用沙里亚法自治的穆斯林社区会取代基督教呢？不一定，今天的穆斯林很可能不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基督教，而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密特拉教或者伊西斯教。你如果是罗马帝国后期的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的话，你是看不清楚到底是谁会占上风的。当时看起来，密特拉教的机会好像比基督教还要大一些。比起现在的伊斯兰教来说，声势要大多了。伊斯兰教现在占了什么便宜呢？它是体制之外的。原先基督教教会所承担的那些负担，它一样都不用承担。它的习惯法可以像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基督教一样，保持高度的自治。它很容易从国家领到福利，很容易用自己的习惯法，以多元文化、政治正确为护符实行自治。而旧的基督教社区却被国家夺去了太多的职能。这就是它现在所处的状态。

[20:37]尤利安皇帝当时就处在这种状态。他想复兴异教，但是他没有找对方向。他只是想要废除基督教，但是他却没有把异教过去的城邦组织和世俗组织复兴起来。这样的复兴当然是非常短命的。他一死，他的继承人就不高兴继续搞下去了。不高兴继续搞下去，不仅有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理由，而且更重要的是，有现实方面的理由。现实方面，能够为帝国提供支持的是基督教的基础社区，而不是已经不复存在的城邦。尤利安皇帝是一个知识分子，他热爱伯里克利的雅典，热爱西塞罗的罗马，但是希腊和罗马已经只剩下上层知识分子了，基层社区已经不存在了。上层知识分子唯一的用处就是，向皇帝要钱，要皇帝包养，他不能够给皇帝出钱，不能够用他的习惯法支持皇帝。而基督教能够给皇帝出钱，基督教的社区能够有自治能力，主教能够管事，长老能够管事，它能够为皇帝分忧，能够替皇帝分担地方自治的负担，能够替皇帝完成地方自治的任务。这是过去伯里克利时期的城邦能够做得到、而现在的希腊-拉丁文学者却做不到的事情。尤利安皇帝如果真想要复兴古代的异教，或者说是现在的基督教教会领袖想要复兴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时代的基督教新教的话，那么他应该做的，不是像现在所谓的保守主义者或者像尤利安皇帝那样，一天到晚去叫嚣，我们要禁止伊斯兰教移民，要国会立法来取缔伊斯兰教，或者是像尤利安所说的那样，让皇帝下令禁止基督教，让基督教徒不准当公务员，不准当兵，这些都没有用处。他应该做的就是，复兴过去的基础共同体。

[22:25]复兴过去的基础共同体就意味着，让过去的城邦组织重新活起来，或者在今天的话，就是让过去的教区组织和教会组织重新活起来，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要拆毁现有的国家官僚机器。教会为什么活不起来，城邦为什么会死掉，答案是，这是你帝国自己造成的。如果你的帝国不扩张权力，让过去的城邦仍然像伯里克利时代和西塞罗时代那样享有自己的自由，那么它们当然会活起来，你根本用不着下什么皇帝赦令，也不用去包养什么知识分子，他们自己就会活起来。地方上的土豪巴不得在城邦做元老，他们唯一害怕的就是你万恶的帝国不断地压迫他们，向他们要这要那，剥夺他们这个那个的自由。但是尤利安做不到，他要做这一点，就等于是解散了帝国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构，那么在今后恢复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以后，他尤利安是什么人呢？他顶多做一个大知识分子，去写诗做文章，或者顶多在某一个城邦做领袖，他做不了罗马帝国的皇帝，做不了六十个军团的统帅，享受不了罗马皇帝的荣华富贵，他无法砍断自己坐在上面的树枝。就算他自己愿意牺牲，也无法让跟着他吃香的喝辣的、享受了帝国特权的六十个军团的无数将领和军官心甘情愿地跟着他自己告老还乡。既得利益一旦形成，要让它滚蛋是非常困难的。例如，你今天对川普说，你要让罗斯福总统以来形成的美国官僚机构一天之内都统统滚回去，让1960年以来搬进华盛顿的这些新居民都像华盛顿时代和林肯以前的时代那样回去自己自食其力，你想川普能够做得到吗？川普做不到。他就算是改革，我们不按照宿命论的方式说改革一定不能成功，但就算是改革的话，这样一刀切的做法也是成功不了的。

[24:26]而尤利安的问题就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到怎样才能够成功，他想到的做法都是我们现在所谓的顶层设计。用中央集权的方式去毁灭基督教和用中央集权的方式去建立基督教，效果是相同的，两者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会进一步加快原有的城邦基础共同体结构的衰亡。原有的基础共同体衰亡以后，肯定要有替代品，即使你不让基督教替代的话，那你也得让其他教来替代，让密特拉教来，让伊斯兰教来，反正他热爱的城邦是恢复不了的。城邦要恢复，就必须让帝国去死，让帝国去死，就必须要毁掉很多既得利益。我不敢说这种做法一定不能成功，但是它肯定不能够通过尤利安那种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方式来成功。如果恢复城邦活力的改革有可能成功的话，它一定是只能通过像撒切尔和里根那样削减中央集权的方式才能够成功。尤利安的目的和手段是相互矛盾的。其实这个跟列宁和他的继承者是非常相似的。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反中央集权的，马克思本人就一天到晚嚷嚷着要砸烂一切官僚机构；但是列宁发现，要在内战中取得胜利，非建立比原先的沙皇俄国更强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不可。于是，列宁名义上的祖师爷是马克思和巴黎公社，实际上的老师则是鲁登道夫和战时的计划经济。这样做的结果，产生了后来的苏联和我们今天所谓的社会主义，他建立了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更加强大的官僚机构。

[26:04]尤利安复兴古希腊罗马的方式，跟列宁复兴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非常相似的。他采取的手段就注定了他要达到的目的是不可能成功的，手段迫使他必须走到自己的反面去。他复兴异教的方法不是把各个城邦重新搞起来，把帝国的机构解散掉，而是建立一个跟基督教教会差不多的全罗马帝国的异教教会，而由他自己当大祭司，把宗教和政治的权力都集中到君士坦丁堡来，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然后他作为这个大祭司，一天到晚地去主持祭祀仪式，跟基督教竞争。在这一方面，他远不如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有建立地方自治团体的能力，而他建立起来的这个异教总教会呢，完全依靠国家的拨款来支持。当然，这样的教会没有生命力，不可能竞争得过基督教教会。就从这一点看，他的改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