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仲敬201506非洲第四讲整理：大地谁主沉浮——远东秩序与欧洲体系的共同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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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讲座是旅行最后，在机场等待返程飞机时进行的。


[00:00:06]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直到1919年的巴黎和会这段时间，是欧洲外交体系实现自己内部规范化最高速发展的时期。在此以前和以后，都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维也纳会议设计外交规范以后，也同时把世界分成欧洲和非欧洲两部分。欧洲有了它的规范的体系，而这个体系变成全世界的模板，在欧洲和全世界接触的过程中间逐步延伸到全世界。同时这个体系内部没有挑战者，所有的欧洲国家都遵循这个所谓的万国公法体系作为自己相互之间交涉和对非欧洲政治事务进行交涉的蓝本。19世纪中叶，英国人来到远东的时候，欧洲外交体系正好处在它的黄金时代。从清政府的角度来看，他们最初的交涉是一系列地方性的活动，由广州、南京和天津的地方官负责。从朝廷的角度来看，这些具体的事务可以由具体的地方官负责，从级别上讲，不一定能达到需要朝廷本部进行干涉的地步。朝廷的本能是尽可能的不设立新的机构，不要让新的事物扰乱原有的结构和体系。

[00:02:26]要改变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战争。1860年的战争，实际上是，与其说是为了具体的利益进行的，不如说是列强为了强迫清政府改变它的交涉方式而进行的。以前的交涉要求外国的使臣或者代表以非正式的身份去找两广总督或者两江总督之类的封疆大吏进行个别交涉，而他们的交涉对象也不承认外国代表的特殊的外交身份。这样的交涉经常是不得要领的，达成的协议也很难得到执行。引起联军入侵的谈判破裂，实际上是很接近于尼布楚条约的交涉的。尼布楚条约进行交涉的时候，俄国代表就很惊讶的发现，清国的代表带了很多相当于是三国演义中刀斧手的武装部队给他做护卫，好像是一旦谈判破裂就要逮捕外交代表。当时这次谈判没有破裂，但是英法联军和僧格林沁谈判破裂以后，清军果然就逮捕了英法的外交代表。从联军的角度来看，具体的条约怎么讲还是另外一回事，关键在于这种行为是不符合外交规范的，所以必须给予惩罚。这场战争与其说是为了具体利益进行战争，不如说是强迫，或者说是教育大清遵守外交规范进行的战争。火烧圆明园和后来的行动本质上都是为了这一点。

[00:04:06]联军入侵以后，跟有些人的说法不一样，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索取赔偿或者其他东西。因为联军一旦入侵，就把清政府的太仓白银都已经掌握在手里面了，这笔钱比联军后来索取的赔偿要多得多，他们如果真是要钱的话，直接把这些白银搬走就行了，但是他却把这些白银封起来，交还给清朝，然后重新跟清朝谈判，确定根据联军人员的损失，制定具体的赔偿。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清政府的一个教育，教育它，联军是讲道理的人，只要清政府讲道理，那么双方的交涉是可以进行的。而清政府方面呢，它当时的外交能力比起康雍两朝还进一步退化了，因为康雍两朝的清代宫廷还保留了较多的内亚特色，对内亚牧民打交道的时候能够有一定的灵活性。而道咸之间的清廷已经更多的受到南方儒家的影响，因此更多的受到宋明以来那种抽象的、不负责任的外交路线的影响。他们在面对英法联军入侵的情况下，考虑的是根据宋金和宋元冲突的类似现象。

[00:05:27]他们尤其反对恭亲王，因为在他们看来，恭亲王现在就是刘豫、张邦昌那种角色，皇帝应该赶紧把他带走，否则的话，恭亲王留在京师里面，联军一旦拥立恭亲王当傀儡皇帝的话，那么逃亡到热河的宫廷都要整个完蛋了。他们觉得根据金人入汴的类似经验，入侵者肯定会建立自己的傀儡政府，然后索性以后永远再不会撤退了。但是他们发现恭亲王居然真的谈判成功，而联军居然真的根据承诺撤退，才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次刺激导致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有了总理衙门以后，大清本身所体现的这个天下体系才能够正式的跟维也纳会议产生的西方国际体系接轨。

[00:06:25]在十九世纪，我们还必须注意一点，就是说，维也纳会议确定的西方国际体系，本身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不是说西方已经有了一套现成的模板，然后一步一步的强迫大清和远东的各国去接受这一套游戏规则。实际上国际法本身就是习惯法，欧洲的习惯法本身也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间。而且在演变的过程中间，欧洲和非欧洲国家、欧洲的殖民地的接触，对这些演化本身也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建立习惯法，本身就是通过交涉来造法的过程。有很多行为，在东方和西方开始交涉以前，本身是不存在的，必须随着交涉的过程而改变。例如，对十九世纪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欧洲人在和海外世界打交道的时候，面临着文明程度和组织程度不等的各个实体，应该怎样对待它们？在有些情况下，可以像澳洲或者是北美那样，把它们面对的土地称为无主地；在另一些情况下，则必须对它们相应的酋长或者是部落领袖实施保护；在另一些情况下，像大清和日本这种情况下，必须把它们的君主当作可以驯化的交涉对象。这种做法本身并不是设计产生的，而是最初的交涉人员凭着本能摸索产生的。

[00:08:20]但是摸索产生出来的结果，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等于是自动的把非欧洲世界分成三个不同的级别：完全没有交涉能力的，没有办法对等交涉的特别原始的民族；半野蛮的民族；和具有一定交涉能力，多多少少可以作为交涉对象的国家组织。这三种层次的划分方式，在十九世纪早期和十九世纪中叶逐步的纳入国际法当中，等于说是构成了殖民国家和被殖民国家共同塑造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在这方面，大清和日本其实是起到相当大的作用的。尽管后来的国耻教育把大清和西方交涉的历史当成是一场长期的耻辱，但是我们从全世界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欧洲跟全世界各国进行交涉当中，它对付大清和日本，恰好是最客气的。它几乎是一开始，就把这两个政治实体假设成为类似欧洲君主国的国家，用对付欧洲君主国或者俄罗斯帝国这样的半欧洲君主国的办法来对付它。大多数，甚至往往是战斗力和抵抗力比大清要强得多的政治实体，在跟欧洲交涉的时候，没有得到同样的待遇。

[00:09:40]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大清转化为中国这个塑造的过程，本身就是双方合作的产物。而最初的时候，欧洲人比起江南的士大夫或者满蒙的贵族都要热心得多。这主要是一个交涉对象的问题。他们一开始对付大清的方式就跟对付印度不同，大清比起印度或者是奥斯曼帝国都要遥远得多，他们没有直接征服的打算。而且发展贸易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直接管制，希望在远东存在着一个能够保护贸易自由和私有财产的政权，不用列强直接进行劳民伤财的管制，同时又能够保证列强的贸易体系。这才是他们的最大利益所在，真正的征服不是他们的最大利益。因此他们的利益在于驯化，如果大清变不成一个欧洲式的君主国的话，他们在交涉过程中间，成本就要提高，规范就要更难建立。

[00:10:42]而大清在这方面反倒没有同样的紧迫感。就大清原有的政治体系来说，它是双元的：一方面是十八省的、继承明朝的帝国体系；一方面对关外的多部落的内亚多元的仲裁体系。这两个体系都比欧洲的君主国更不像国家。如果没有外来的刺激的话，很难想象晚清的士大夫会有兴趣把大清转变成为中国，把中国作为一个交涉对象。这种大清和中国之间的不断跳跃的角度范围，你从马关条约或者是辛丑条约的文本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大清时而还觉得它自己是大清，在自己内部那个疆域中间，仍然抱有一个非国家的仲裁体系幻想；另一方面在对外交涉的时候，它突然感觉到自己是中国。

[00:11:31]当时自称“中国”这个词的，最初是一批满汉大臣，像荣禄这些人，他们的地位比较接近于中央，也比较接近于外事部门，通常是在跟外国交涉，或者是检讨对外交涉得失的时候，不断的冒出中国这个概念。例如，这样做会害了中国，或者说是，让别人看出中国无人。而层次比较低的地方官员或者是长城以外内亚各部落酋长很少这样说。他们还在用传统的语言，要么说朝廷，要么说大清，要么说大皇帝，要么说博格达汗，仍然没有什么中国或者是国家的观念。连上面这些高阶层大臣，他们也经常是角色互换：在涉及对外交涉和条约的时候，他们经常冒出自称中国的概念来；然后离开这个范畴以后，他们又会回过头来说朝廷和大清。

[00:12:24]一直到1900年，列强对大清转变为君主国的期许，始终是高于朝廷本身转型的能力和愿望。这一点对甲午战争和中日的国际地位对比起到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因为英国人从1860年以后，通过威妥玛和琅威理等人的培养，实际上是想把清朝建设成为一个合理的交涉对象，在远东建立一个有效的尊重私有财产的国际贸易的清帝国，就像在南美洲建立巴西帝国这样的组织一样，作为大英帝国的有效合作伙伴。当时它还没有把日本人放在眼里，日本显然太荒僻。英国人通过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也愿意尊重清朝对朝鲜的宗主权，只要清朝在李鸿章的主持之下，能够配合英国完成它的远东国际体系构建。

[00:13:27]这方面主要的问题还是在于清政府内部。李鸿章在清朝朝廷内部的势力达不到英国人所指望的那种程度。朝廷利用他，利用总理衙门，都具有强烈的敷衍性质。因为实在是混不过去了，只有通过内外有别的方式对付西方国际体系，必须有一批了解西方国际体系的人，用西方的语言跟西方打交道，以免进一步损失。总理衙门是一个防火墙，以防火墙来对付西方，那么朝廷可以在更安全更舒适的内圈坚持原有的逻辑。在这个原有的逻辑中，它仍然是天下共主，享受着一种很舒服很得意的感觉，它不大愿意彻底放弃这种感觉。但是这样做就把它自己给耽误了。因为日本人最初尽管没有被英国人放在眼里，但它争取进入西方国际体系的诚意和急切，是大清无法比拟的：英国人向李鸿章进行交涉的时候，李鸿章经常是用傲慢的态度对付他们，而且李鸿章本人的交涉在朝廷看来，都已经是太过于迁就西方了；而日本，甚至早在明治维新以前，朝野上下要求把日本转型为欧洲式国家的欲望都已经非常惊人了，经过1885年天津条约的刺激，福泽谕吉提出脱亚论以后，基本上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了。

[00:14:47]今后的十几年，日本只要能够争取到跟英国结盟的机会的话，是一点儿也不会错过的。它在对清的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与其说是为了战争本身的需要，或者说是对清朝或者是大部分民众的需要，倒不如说是表演给欧洲看的。它随时随地，动不动就想给欧洲人看，我们跟清朝的战争不仅仅是一般意义的冲突，而是好学生跟坏学生的冲突。清朝不愿意学习欧洲的战争规矩，而我们是愿意学习的。清朝抓住俘虏以后，就像以前太平天国战争和历代王朝战争时候一样，随随便便就把俘虏给残杀了，甚至砍断四肢，割掉生殖器；而我们抓住清朝的官吏以后，就把他送回国，按欧洲的标准修建战俘营，在战俘营里面把他好好的供养起来，清朝在日本的侨民，按照欧洲标准得到保护，清朝投降的将校，我们按照欧洲对投降将校的规矩以礼相待。诸如此类。而清朝的士兵对这方面是一点都不遵守的。这方面得到欧洲舆论界和外交官的良好评价，所以后来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就说，日本人是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办事的。

[00:15:57]甲午战争的胜利，不仅仅使日本得到一些具体利益，更重要的是，它从两个层面上向欧洲，特别是向英国，表现了清朝的不可救药。一方面是，从观念上来讲，即使是最能跟西方交涉的李鸿章他手下的淮军，也根本不愿意接受西方的外交规则和战争规则。这是理念层次上的。另一方面是现实政治层面上的。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还能够受西方重视，是因为它还有一定的地缘政治力量和实力，例如：英国人可以指望清朝和英国的交涉能够阻止俄国南下；清朝在李鸿章干涉朝鲜事务，能够得到英国的默许，是因为英国人认为，这样做就能阻止俄国占领朝鲜。但是清政府一旦失败以后，从现实政治的角度来看，它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扶植清朝就不如扶植日本来的便宜了。如果今后远东想要维持平衡，重要的还是要阻止俄国南下，而能够阻止俄国南下的力量，已经不是清朝本身，而是日本。

[00:17:00]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又犯了一个错误，他知道他没有能力报复日本，只有借助外力，而唯一能够借助的外力就是俄国，于是他说服朝廷，签署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东北建立东清铁路，赋予俄国保护清朝东北领土的权力。从英国人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大清朝廷已经渐渐的变成了俄国的傀儡国家，非但不能够实现阻止俄国南下的主要任务，反而会构成俄国南下的一个傀儡。因此，英国在远东的盟友选择就只能落在日本头上了。

[00:17:43]英日条约的签订，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致命之伤；对于日本和明治维新来说，是一个成功的担保。实际上它对日本近代化的成功起的作用比明治维新要大得多。我们现在看明治维新的内容，其实那些东西是非常简单粗陋的，什么废藩置县，财务集中，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日本原有的封建藩阀体系，把一切权力和财富集中到中央的官吏集团手里面。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很接近于秦始皇和路易十四的类似做法的。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必然会导致现代化的路径，反而很可能像法兰西的历史路径一样，阻碍现代资本主义成长。但它之所以能够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日本本身是走对了路的。它搭上了英国的便车，搭上了欧洲国家的便车，一旦搭上了便车，即使你自己的具体政策不太好的话，但是整体方向正确的话，你就算出了漏子了不会出得很大。相反，你如果没有搭上边车的话，即使你具体政策制定得很好，因为你整个方向是错误的，你又不能够借力打力，所以你的处境仍然很艰难。

[00:18:52]英日同盟以后，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等于是连续几次给欧洲国家效劳。既打击了不愿意遵守欧洲规则的半野蛮的清王朝，又打击了企图独霸远东、排斥其他列强、破坏远东势力均衡的俄国。从英国和欧洲的角度来看，日本已经取得了远东领袖的资格，今后远东这个地区的势力平衡主要就要托付给日本。因为欧洲毕竟离远东太远，他们始终没有直接管制的愿望，他们对远东的政策是驯化，驯化的主要的目标转移到日本头上，那么大清的驯化价值就要迅速降低。

[00:19:34]1901年和1905年以后，大清就面临着这种情况。从大清内部来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解散，外务部产生，这意味着大清内部的二元体系的结束，也就是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个缓冲期结束了。总理衙门本来是在理藩院和礼部原有的系统之外设立的一个新系统，专门管理欧美国家的新事务，原有的理藩院管理的内亚事务和礼部管理的藩属事务仍然是各归原来的部门的。而外务省一旦成立以后，就把原来的各部门完全撤销了，把一切外交事务集中到外务部手里面。这意味着大清为了维护它的外交需要，要对国内宪制进行重大的改革。一个存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清，仍然是一个多国体系，它不妨碍大清内部有蒙藏之类的独立实体；但是一个拥有外务部的大清，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君主国了，无论蒙古、西藏还是回部还是其他地方，都要归外务部统一料理。这等于是间接的取消了这些地方的特殊的宪法地位。

[00:20:44]果然，外务部成立以后的内政，相应的受到了清室自我改造的影响。1901年以后，清室的内亚政策转为强有力的郡县化。在此之前，清室在长城内外的关系之间是比较偏袒北方的，因为它自己就是内亚部落，它对南方的十八省更不信任，比较倾向于阻止汉人向长城以外移民，保持北方的部落自治。以后就恰好相反。朝廷完全站在十八省的立场上，企图对东北三省和外蒙古实施郡县化，把当地的游牧民族改造为固定的居民，大规模的鼓励汉人移民开辟和占领他们的耕地，试图一步一步的改土归流，把大清在长城以外的各个特殊领地变成跟十八省一模一样的郡县。

[00:21:38]这种做法不仅是出于大清本身的需要，而且背后有英国人所主持的国际体系的压力。因为特殊体制的改变，本身就是要求它进一步适应现代国家体系的结果。同样的现象，你比较一下同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现象，就可以发现，奥斯曼帝国原先跟清政府是相似的，它是由一系列不连续的领地组成的：苏丹只能够直接控制巴尔干那些领地，而且巴尔干也有一些飞地，像萨克森人控制的特兰西法尼亚之类的地方；叙利亚以南，马穆鲁克统治的埃及，和摄政统治的阿尔及尔之类的地方，实际上是，君士坦丁堡的朝廷只有在尊重和承认当地特殊体制的情况下，才能够行使名义上的权力。原先苏丹的朝廷并没有改变当地特殊体制的动机，但是在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当权以后，在英国人的刺激之下，他们开始迅速的改革叙利亚、埃及和南部各邦的行政管理模式，尽量把这些古老而悠久的政治实体改变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郡县。

[00:22:48]从比肯斯菲尔德勋爵和英国人的角度来看，奥斯曼帝国原有的那个体制过于松散，使它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有效的近代国家。建立不了有效的近代国家，那他就没有能力抵抗俄国南下。没有能力抵抗俄国南下，它就[实现]不了英国在近东建立国际平衡的努力。因此，奥斯曼帝国实行近代化、实行中央集权化改革、消除各地方政治实体的主要动机，实际上还是内外兼有的：一方面朝廷本身希望加强权力；另一方面英国人希望为了维护国际体系，从维护近东国际体系平衡的角度上，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奥斯曼君主。这内外两重因素的结合，才是十九世纪末叶奥斯曼帝国近代化的根本动机。只谈一方面都是很片面的。

[00:23:37]大清实际上面临的情况也是一样的。1901年以后，大清的中央集权化改革，一方面在南方是要消除洪杨太平天国战争和英缅战争以后，由湘军和淮军所组成的那个半独立局面，把他们原先已经到手的财政和人事特权逐步收回了中央；一方面是要积极的削夺关外长城以外的各部落的权力，把他们郡县化。这两方面的目的，都受到了西方国际体系压力的刺激，国际体系压力使清朝不得不把自己改造为国家。

[00:24:15]在奥斯曼帝国或清朝这样的实体当中，这种近代化国家的建构，本身就是促使它们解体的主要原因。干脆的说吧，各地之所以愿意容忍大清皇帝或者奥斯曼苏丹这样的朝廷，原先的部分理由就是他们管的比较松散。埃及的副王愿意承认他们的土耳其领主，是因为土耳其人实际上不管他们的事情，只是名义上统治埃及而已。如果土耳其人真的要具体管，那么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1769~1849，1805~1848在位)很可能会撕破脸，干脆宣布独立，不但不肯服从苏丹，还要直接出兵进攻叙利亚。对于外蒙古来说，如果清朝不愿意遵守原有的保护和朝贡体系，要把外蒙改为跟内地十八省一样纳税征兵的[体制]的话，那么外蒙贵族实际上完全可以，像他们以前的祖先曾经多次做过的那样，干脆发动叛乱，背叛朝廷，反过来进攻关内。

[00:25:11]对清朝来说，最重要的是，南方湘淮军集团建立起来的这个体系已经根深蒂固，他们不希望朝廷收回他们的权力。辛亥革命前的所谓满汉争议，主要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展开的。实际上所谓的“汉”，主要就是湘淮军以来的地方权力集团。朝廷收回权力，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就是把权力重新交给以满蒙贵族为首的新的中央。他们不便把这件事情说成是维护地方既得的斗争，而要把它政治正确的升级，把这种斗争说成是满洲人迫害汉人，削夺汉人权力的斗争。这样他们在政治宣传方面更加正确。但是实际上，真正的问题是，地方精英集团和朝廷重建中央集权的努力之间的冲突。最后的辛亥革命，与其说是革命党发起的，倒不如说是南方的各省的势力集团和满蒙的势力集团抗拒中国中央集权的努力获得了成功。朝廷完全垮台了，满蒙贵族，关外的蒙藏部落，重新获得了被赵尔丰等人夺走的自由，而南方的十八省也重新恢复了曾国藩和左宗棠那个时代的自由。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无论在袁世凯的手下还是在任何人的手下，都不可能实现1905年以后，满清政府能指望的那种地位，他们只能够默许，承认既成事实。既成事实是，新的中华民国是各个已经存在的政治势力集团建立起来的一个联邦加邦联的 不稳定体系，违背这些势力集团的意志，没有人能够在北京长期坐稳江山。

[00:26:54]袁世凯后来的下场就是这样。反对他的人把袁世凯描绘成一个自私的野心家，认为他完全是为了自己当皇帝。但实际上，真要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当一个终身独裁者和当皇帝是没有区别的，甚至还可能更好。袁世凯当皇帝主要是出于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他认为民国初年以后这种松散的、去中央化的局面对于北京政府的外交是很不利的，尤其是在对日本交涉的情况下，陷入极为不利的情况。为了恢复中央政府的威望，他需要在法理上有所突破。如果中华帝国能够取代中华民国，各省也许就能消除各省以民主为借口独立自主、不听中央号令、各自截留收入这种混乱现象。当然他是彻底失败了。他的失败进一步证明，中华民国这个体系真正的主人是谁。

[00:27:51]从列强的角度来看，他们对辛亥革命或者是其他任何革命都不愿意做积极的干涉。他们关心的是，清朝末期签署的一系列国际条约和国际体系能不能够顺利过渡的问题。他们敦促独立的十八省和关外的势力不要分别建国，而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国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大清是这些条约的主要实体，如果大清解体了，变成一系列破碎的小国，那列强就有必要跟他们重新签署条约，重新谈判。那是很麻烦的事情。相比之下，拥立一个袁世凯或者其他什么名义上的代理人存在，由中华民国继承大清签署的各个条约体系，是一个比较方便省事儿的办法。所以，跟后来的革命史观所说的相反，列强，也就是说，东交民巷的外交团，与其说是在极力分割中国，倒不如说是在极力维护中国。在北洋军阀时代，中国最脆弱、最分裂的时代，如果没有公使团强迫中国统一起来的话，中国可能是真的要分裂的。各路军阀之所以要维持北京的中央政府，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北京的公使团只愿意跟中华民国的外交部打交道，即使这个外交部一点权威都没有，各省军阀完全不听他的，但是，列强，特别是英国人，不肯跟各省军阀单独谈判，不肯跟他们单独交涉，不肯给他们输入军火或者贸易。你要跟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话，你只能通过北京的外交部。

[00:29:18]结果就造成了一种现象，如果没有列强这种干涉的话，各省军阀很可能自己占到一块地方就独立建国了。现在他们为了跟列强打交道，他们只能够进一步打进北京去，去控制北京的外交部，然后才能够跟列强打交道。如果没有这一层保障的话，那么可以说，别人不说了，张作霖就已经独立过两三次了。他之所以最后还是没有独立，还是因为，哪怕是仅仅是搞了东北自治，他就没有办法跟除日本以外的其他列强打交道。日本人愿意私下里跟他打交道，但是大多数列强只愿意通过北京外交部打交道。他要得到对外交涉的利益，最后还是得重新起兵打进北京，控制了北京中央政府以后，然后通过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打交道。吴佩孚和其他各军阀的利益都是这样的。如果当时的列强都跟日本人或者三十年代以后的日俄两国一样，我们愿意跟冯玉祥单独交涉，或者说愿意跟广州革命政府单独交涉，那么可以说，中国多半就会在这个时期解体，任何一个失败的军阀在保境安民的同时，只要他能够得到跟列强交涉的这个机会，能够输出他的货物去换成列强的军火的话，他多半是求之不得的就直截了当的接受了。

[00:30:32]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的这段时间内，在远东采取的是尽量维持原有国际体系，不多生事的政策。而且，日本方面，尽管日本民间有泛亚洲主义的利益集团，而日本的外务省在这一时期恰好也积极的采取了维护远东国际体系的政策。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才是使中华民国没有在它最脆弱最危险的时期彻底解体分裂的原因。

[00:31:04]但是这个小阳春时期没有维持多久。从日本的角度来看，从甲午战争以后，从八国联军以后，再从日俄战争以后，他通过三阶段的考验，从欧洲人那里赢得了荣誉欧洲人的资格和欧洲人在远东代理人的资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它通过为英日联盟清除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进一步为英国人和欧洲人立了功。从它的角度看，以及从它以前几十年的历史经验看，这一次它立的功比以前更大，比以前更遵守欧洲的游戏规则，因此在凡尔赛会议以后，它理应获得进一步的奖赏。

[00:31:53]但是由于威尔逊总统的干涉，这个奖赏居然落空了。从日本自身的角度来看，这就等于是说明治维新以后，刺激日本融入国际体系的主要刺激垮台了。日本不是出于热爱西方的游戏规则，从价值观上皈依而融入了西方，它是出于利益动机，因为，我当了西方的优等生，我就能够得到好的待遇，然后我才融入西方的。如果西方背信弃义，我替你出了力，然后你反倒是赖掉了我应得的报酬的话，那么日本国内的反西方的声浪就要升高了。他们就会说是，无论如何，白种人始终是不肯让黄种人得到同等待遇的，无论黄种人多么认真的遵守欧洲的规则，立下了多大的贡献，只要你是黄种人，欧洲人终归不会把你们当作自己人来看待。凡尔赛会议和以后的华盛顿会议就是给日本国内这种声音提供了良好的借口。最后这种声音，在三十年代以后，最终颠覆了霞关的国际协调主义，把日本由国际条约的维护者变成了破坏者。

[00:32:57]凡尔赛条约另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战败的德国和退出国际体系的苏联都不愿意承认凡尔赛条约，他们通过拉巴洛的谈判，构成了一个破坏国际体系的集团。因此凡尔赛条约跟维也纳条约不一样：维也纳条约实现了全体欧洲列强，包括半欧洲的俄罗斯帝国的整体协调，维也纳体系中间没有体系的挑战者；而凡尔赛条约则把世界分成了守法者和挑战者两部分，在远东，日本渐渐的由条约秩序的维护者转变为挑战者，而在欧洲，苏联则扮演了全世界条约体系挑战者的角色。维护条约体系的英法等国，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全世界都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因此，凡尔赛条约体系从欧洲的角度来看，是维也纳以后十九世纪外交黄金时代的一个堕落。

[00:33:55]之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实际上是这种原有条约体系解体、国际规范解体的一个体现。最直接的体现就是，苏联作为挑战者，它把外交活动和颠覆活动完全混在一起。苏联驻各国的外交机构跟它的间谍机构和地下破坏机构是没有办法区分的。像苏联派驻法国的大使馆，其实真正的外交人员就只有寥寥十几个，而大部分人员实际上是克格勃的人，而且还附带着很多所谓的文化协会、进步文化协会、赤色国际劳工联合会，诸如此类的组织。这些组织在法律上和理论上是民间组织，但是实际上它的人员都是收苏联津贴的间谍，有很多是军事情报部门的间谍。这些组织在法国设立的长期目的，就是不仅在法国进行渗透，而且还要通过法国，对法属远东殖民地和中国进行渗透。胡志明二、三十年代在香港和广东的革命活动，主要就受到了这一条线路的支持。三十年代，粤、桂系军阀和汪陈改组派和反蒋活动主要也依靠从法国通向远东这条线路的支持。

[00:35:17]当然这不是苏联的唯一线路。像这方面，现在虽然苏联现在已经解体，但这方面的材料还是不够充实。现在可以搞清楚的就是说，苏联在远东是有好几条线索的。一条线索是由傀儡组织远东共和国建立起来的。远东共和国名义上是一个脱离苏联的政权，但实际上也是苏联布尔什维克地下控制的。远东共和国有它自己的独立的情报局，这个情报局在北京和上海有自己的分支机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不是由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直接控制的，而是由远东共和国情报局特工人员尼克尔斯基负责的。从表面上看，共产党一大的主持人是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但是马林手里面没有财权和组织权，真正的主持人是比他更加低调的尼克尔斯基。尼克尔斯基既是格别乌的间谍，又是远东共和国远东局的间谍。苏联的地下活动有一个特点，即使是地下活动本身，往往也是双线或者多线的。名义上的主持人，那个出风头的人，通常不是真正上的主持人；真正上掌握着秘密情报组织、能够继续对表面上的主持人行使生杀大权的人，往往是不露声色的一个小人物。

[00:36:44]所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成立，也受到了这个规律的影响。可以看出他们两个领导人，南陈北李，其实分别就代表了内外圈。南陈是陈独秀，陈独秀基本上是一个文人，他早在日本，章士钊办《甲寅》报的时候，就在那时候替章士钊做事，写些关于国民性、文化改造之类的文章。那些文章从内容上来讲，跟后来《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杂志的内容是差不多的。后来《甲寅》报倒台以后，陈独秀自己办报，就办成了后来的《新青年》杂志。其实从内容上来看，《新青年》杂志除了加了胡适这些人以外，他们推销的那些文化改造理念跟《甲寅》那套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仅仅是积累了很多文化运动的资本。

[00:37:27]他加入共产党，是带有明显统战性质的。主要是他在北京新文化圈子里面，由于嫖妓事件是一方面，个人之间的冲突是一方面，还有北大新旧两系人员之间的冲突又是一方面，把他挤的在北京大学没法立足，只有到上海来混。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党中央、党组织决定，把他吸引过来作为自己的招牌。他也就欣然同意了。因为有人捧他，他一般都是同意的。但是即使他当了共产党名义上的领袖以后，他从来也没能够控制共产党的内圈集团，他控制不了情报系统，控制不了苏联的资金流，他起的作用就是，拿着共产党总书记这个牌子，去不断的写文章，论证什么是共产党的策略，什么是应该有的策略，中国社会的阶级性质是什么样，写文章写得很high，但是实际的权力是没有的。按照苏联的行为逻辑来说，你这样的人肯定只能是外围分子。

[00:38:20]但是李大钊不一样，李大钊他是直接管钱的人。苏联在当时中华民国理论上的领地内，有六个分支机构，资金范围分为四大部门，其中有两个分支机构和两大部门是由李大钊经手的。包括华北系统和西北系统：在西北培植冯玉祥的军队，主要是李大钊的杰作；在华北的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中间培养苏联的间谍组织，也主要是李大钊的杰作。李大钊，按照当时的货币，拿着大概一百一十万左右的银元，按照当时的物价跟现在的物价差别的话，就相当于是，他拿着相当于是现在一亿人民币的活动经费。一百万银元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冯玉祥在被吴佩孚和张学良排挤出京师以后，要想从绥远、陕甘这样贫穷的地方要捞出一百万银元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左宗棠西征的时候，如果没有江浙两省给他汇去几十万银元的话，他早就在西北饿死了。西北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苏联不仅给了他这么多钱，而且还直接通过外蒙古边境给他大量的军火。这样做他才能够重振旗鼓，在进攻北京失败以后，转而从陕甘路线进攻河南。李大钊作为苏联在北京的主要代理人，他两个主要领域的工作之一就是，负责经手建设冯玉祥军队的活动。后来张作霖之所以杀他，其实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00:40:08]你注意，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们没有想到要杀陈独秀，尽管杀陈独秀其实是更容易的事情，陈独秀还没有跑到使馆里面去。真要是想搞掉陈独秀的话，无论是当时的军阀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要容易得多。但是实际上从政治分量来讲，杀陈独秀是没有什么意思的，陈独秀不过是一个喜欢夸夸其谈的文人，动不动就讲理论，手中没有实质上的干货，他调不动军队，调不动情报系统，调不动钱。所以这样的人，无论他搞宣传活动搞得多么风生水起，在真正了解内幕的现实政治家看来，这种人是没啥危险性的。

[00:40:44]而李大钊就不一样了，他的危险性实在是太大了。而且杀李大钊这件事情，也不是张作霖一个人的事情，它跟列强在国际范围内的反共活动是有密切关系的。就现在揭露出的文件来看，张作霖不是最初主动要抄俄使馆、杀李大钊的人，主要的刺激还是在于南方。南方国民政府在沙基惨案和南京惨案以后，流行了一种新的模式，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恐怖分子人肉盾牌体系。他们要进攻列强的租界，就派少数的苏联间谍去集结一大批群众，一大批平民，然后用这些平民去进攻租界。然后看守租界的英国警察如果开枪，像五卅惨案一样，他们就说，啊！英国帝国主义枪杀无辜平民了；如果你不开枪，那么这些人就在背后那些俄国军官的组织下强行占领租界，抄没租界的外国侨民的财产，把你整个赶出去。也就是说用耍无赖的手段，没收了外侨的财产。这种手段是很难应付的。在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以后，失控的暴民把美国领事和美国大学的校长都给杀了。在这种情况下，庚子之乱那种列强重新干预的局面随时有可能发生。

[00:42:02]但是这已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列强再进行积极干预就要力不从心了。所以他们采取比较消极的做法，不直接出兵，而是通过警察行动来消灭幕后的代理人。幕后的代理人，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苏联共产国际派驻到国民革命军的代表鲍罗廷。于是，根据主持中国海关的英国代理人安格联的命令，中国各港口在南京惨案以后，中国港口的海关人员开始注意抄查来自俄国的人员。当时的中国海关，根据赫德以来的规定，是一个自成一体的体系。它的领袖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安格联。所以所有的海关官员，是首先接受西方国家的指示，然后才接受北京政府的指示。这次查抄紧接着的结果就是，在山东发现了鲍罗廷夫人的踪迹。而从鲍罗廷夫人所乘坐的船身上，又抄出了大量的密码本、资金和秘密指令。这些秘密指令包括以下的内容：要求共产国际在革命军内部的秘密组织采取必要的行动，挑起国民革命军和外侨的冲突，谈后利用这个冲突，掀起国民革命军和列强的冲突，以此为契机，在国民革命军内部夺取军权。

[00:43:35]列强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就把消息转交给张作霖和蒋介石。张作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才下令派兵进入俄国使馆，捉拿李大钊。蒋介石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才在上海组织四一二的清党。所以四一二清党这件事情，等于是受到了国共两党双方的共同的隐瞒。共产党极力想抹黑国民党，所以说国民党是帝国主义代理人，四一二清党是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之下背叛革命的行动。而国民党呢，则要表现自己是根正苗红的革命者，他说，共产党才是破坏革命的人，国民党绝对不是为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自身才是反帝革命的主力，而共产党蓄意挑起革命军和列强的冲突，是要害死国民革命，所以他们才清党的。但实际上在这方面，共产党的指控比国民党的辩护要来得可靠。从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材料来看，至少蒋介石的清党跟列强送给他的材料是有密切和直接的关系的。如果没有这些材料的直接刺激的话，虽然当时蒋和武汉政府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但他不一定恰好在四一二的时间点上就如此仓促的采取行动。

[00:44:54]四一二政变在筹备方面是非常仓促的。临时成立的南京政府总共只凑集了五个中央委员，从这一点就你就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准备工作是非常不足的。而且成立了政府以后，蒋基本上也没有一个有效的财政体系，还是靠各种各样的临时敲诈勒索的方式来维持。这些种种行为就可以看出，蒋其实当时是一个病急乱投医式的还击手段，本身并没有什么通盘打算的，只是得到了非常危险的消息，觉得现在再不动手就要晚了，我不先下手为强，别人就要先做掉我，所以我还不如不先下手为强，在这样一个间不容发的时刻发动了政变。

[00:45:34]但是四一二政变其实只是短暂的缓和了国民党本身的危机。因为国名党北伐的基本动机，就是为了推翻晚清以来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或者说条约体系，因此，他要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除了苏联以外，是没有可靠盟友的。其他国家，哪怕是最同情中国的美国，顶多会支持国民政府通过缓慢的谈判来修改条约体系，不可能支持他直接废约的。要直接废约的话，最后唯一能够支持他的，就是苏联。因为也只有苏联像国民党一样，渴望整个推翻条约体系。当然它们两者之间的层次是不一样的：国民党推翻条约体系的努力是只限于远东，只希望推翻涉及中国本身的条约体系；而苏联的推翻是涉及全世界的，它要打倒整个资产阶级世界。因此在这整个步骤中间，等于是苏联站的层次比较高，再加上苏联的力量也比较大，国民党处在一个比较受操纵的地位，多半是在为人作嫁的。

[00:46:41]蒋成立南京政府，首先就要涉及一个收入的问题。而他能够指望的收入，归根结底还是来自于上海和海关，要么向上海资本家要钱，要么提高海关关税，这就要损害列强控制的海关利益。他要通过正规的政治手段去实现这一点，技术上是相当困难的。但是他有一种从苏联学来的手段可以帮助他这么做，就是用地下组织，用党部控制的地下组织去做正式政府不能做的事情。正式的政府必须比较忌惮法律和条约，但是党部或者说是秘密情报组织，总可以通过操纵一批外围群众，制造一些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群众运动，但是实际上是党部自己操纵起来的，用这些耍无赖的手段，就可以达到他原有的目的。

[00:47:30]国民政府从上海弄到的收入，比北洋政府要多得多，主要是用了这样一种手段：它在上海租界，通过控制青帮和军统的地下人员，他可以敲诈上海的资本家，如果你不愿意向国军自愿捐款的话，我们有各式各样的小动作让你不舒服，比如说是，这儿的流氓骚扰你的时候，我们不来管你；那儿的流氓骚扰你的时候，我们不来救你。表面上这些事情都跟我们没有关系，都是地方上的流氓干的，但是无论如何，好像大家都能看清楚，凡是跟国民政府合作的、交了钱的人，流氓都不大来骚扰你；不给国民政府交钱的人，总是不停的碰上流氓。用这种耍无赖的手段，它就能够从上海资本家那里弄到多得多的金钱。

[00:48:21]但是这样一来，它本身就必须建立一个北洋政府不太重视的情报机构，也就是军统和中统。而国民政府原先并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同时，原先的比较老派的政治伦理当中，做警察都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做眼线更不是什么体面的事情，你要找到有人愿意做所谓特务活动，[找到]人才是非常困难的。愿意干这种事情的人很少，要招募人才是很困难的。结果实际上国民党招募到的军统人员中间，倒有三分之二以上都是地下的共产党员。徐恩曾任用钱壮飞——钱壮飞，现在大家都知道，是共产党的人——和李克农来主办军统，主要也是因为招募人力的困难。从他的角度上看，钱和李都是组织天才，是有能力的人，最重要的是他们善于招募人才，在以前国民党根本就渗入不进去的地方，像上海租界和东北这样的地方，自从用了钱壮飞以后，他们的地下组织马上就建立起来了，运用这些地下组织，他们一方面能够操纵张学良，一方面又能够控制上海资本家，对国民政府的利益实在是太大了。

[00:49:28]所以后来有人把国民政府描写得很sb，他们自己用来反共的情报组织内部，好像全是共产党员，其实这是误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首先，军统在二十年代最初成立的时候，与其说是用来反共的组织，不如说是用来对付帝国主义和旧军阀的组织。反共是它任务的一部分，但是当时还不是它主要的部分。国民政府在二、三十年代的时候，主要的攻击对象还是在华的帝国主义势力。而运用地下情报组织去不漏痕迹的做这种事情，是它既定的目的。它信任共产党，多多少少是睁一眼闭一眼的，因为在反对西方帝国主义这方面，共产党员恰好是最积极的。一般的老百姓没有这方面的积极性，也没有这方面的技能；而共产党既有这方面的积极性，又有这方面的技能。

[00:50:16]从国民党的角度上，利用一下共产党反帝的积极性为国民政府服务，对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不吃亏的。从他们的角度看，等于是很廉价甚至是免费的得到一批愿意自带干粮替他们效劳的、很忠贞又很能干的干部。所以像现在的那些记录，你要说是，徐恩曾这个人真会那么傻，过了那么久还没有发现钱壮飞其实是共产党的人，我看来是不大可能的事情。他很可能是早就发现了，但觉得这家伙确实是人才难得，而且哪怕是共产党，在对付上海资本家这方面跟国民政府也是立场一致的，能利用就尽量利用，只有到共产党最后实在是做得太过分，直接打击到国民政府自己头上的时候，然后才下手做掉他。

[00:51:00]当然他这么搞下去的结果就是，军统和中统乃至于国民政府内部，所有各个组织都变成了，可以说是匪谍窝吧，要清理干净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它一开始建立的时候，根基就是这个样子的。共产党人不是后来才渗透进去的，而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的时候就渗透进去的。军统和中统的情报组织都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主持的财政和外交系统尤其是这个样子。他所任用的人，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粉红色知识分子，是主张思想进步的人，其中有许多人都是接受苏联津贴的，像沈钧儒这些人。蒋介石对沈钧儒这些人接受苏联津贴这件事情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以为意，他说，这些人是人才，将来我还是要用他们的。从这件事情你也可以看出蒋对苏联的真正态度，他并不像共产党所描绘的那样，是积极反苏的人，而是，等于说吧，他是想要耍狡猾，想要利用苏联的势力去驱逐西方帝国主义的中国势力。当然他也不是苏联的人，照他的想法，他是想做土耳其的凯末尔那种人，首先跟苏联结盟，把西方的势力驱逐出去，然后再反过来做掉苏联，使中国实现独立自主。如果他的计划能够完全实施，他最后肯定也是要做掉苏联的。但是，在实施的过程中走了火，结果是他没有做掉苏联，反而被苏联做掉了。

[00:52:26]三十年代的远东外交，就在中苏两方面，南京政府和苏联之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相互配合之间展开。主要的受害者是列强在远东的势力范围，而列强由于欧洲的原因，不愿意在远东进行积极的干涉，尤其是英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英国，面临着国内制度和外交形势的双重收缩，这两者是彼此相互联系的。一战给英国带来的主要变化就是，它原先那种由贵族和有产阶级主办的选举，逐步变为全民选举。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英国领教的第一次全民皆兵的战争。全民皆兵的士兵回国以后，就要求得到终身的抚恤和福利。于是，一战以后的英国开始转向全民福利制度。这一点和普选制一起，深刻的改变了英国政治的性质。以后英国政治的焦点就是，尽可能的将基金用过国内的建设和福利，对外，在维护帝国方面就要能省就省了。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新加坡的军事基地得不到更新，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面对日本的联合舰队，才会出现威尔士亲王号沉没这件事情。

[00:53:49]同时在国内建设福利制度，也要求它在欧洲采取消极的外交政策。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前，英国在鲍德温保守党政府的领导之下，就已经非常不愿意维护凡尔赛条约，或者是保障东欧国家的领土安全。因为这些保障都是要付钱的，而英国出于国内政治的关系，已经把这些钱大规模的用于福利了。尽管按照二战以后的标准，一战以后英国的 福利其实规模还是很小的，但是按照当时的标准，这已经是破天荒的事情了。福利国家实行以后，其实从长远上来看，英国已经注定由帝国转变为地方性国家，它已经无法再承担在全世界维护世界体系的责任了。

[00:54:32]但是其他国家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来替它承担这个责任，于是在东欧和远东都留下了巨大的真空，任何挑战者想要利用这个真空，都可以得到相当大的利益。苏联是一开始就想利用这个真空推翻整个条约体系的，而日本采取了先维护后挑战的政策。它在币原时代是想帮助英国来维护这个体系，但是发现维护这个体系利益不大，因为英国人自己都不维护这个体系，日本帮助英国维护这个体系基本上是得不到什么奖赏的，劳军伤财，白费功夫，又得不到什么利益。如果反过来，日本也加入挑战者这方面，直接通过破坏条约体系，得到它根据条约体系得不到的利益，比如说像满洲国之类的东西，这样反而更有利。所以它最后自己也转入了挑战者一方。

[00:55:21]这意味着以维也纳会议为标准的全世界统一的国际体系解散为这个区域性的国际体系。英国所主导的那个旧式的国际体系仍然存在，仍然占据着全世界大部分地方，但是实力正在不断衰弱。苏联制造的那个挑战性体系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占据了苏联、东欧和远东的很大一部分；日本所制造的那个挑战性体系也占有了远东的很大一部分；然后德国企图侵蚀拉丁美洲建立自己的体系。一战以后是货币体系和国际体系都趋向于分裂化的时代。英国人在得到美国支持它重建统一国际体系以前，不得不满足于这个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个四分五裂的局面是后来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这几个体系，它们相互之间所达到的目的是明显冲突的。各个体系要达到自己的目的，都必须以其他人作为牺牲品。苏联在这场活动中间，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地缘形势有利，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的外交政策比较高明，它成功的驱使英美和日本体系冲突，成功的驱使国民政府和日本冲突，然后自己处在渔翁得利的局面。

[00:56:42]二战一旦结束，随着德国和日本的倒台，那么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都出现了权力真空，只有苏联才能填补这个权力真空。即使名义上建立所谓的民主联合政府，其实也只是一个过渡性现象。民主联合政府中间，只要有两三个部长是共产党人，过不了两三年，他们就会发动政变把其他所有非共产党的政党赶出去，把这些地方完全纳入共产党的统治之下。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内战其实打不打是无关紧要的，如果不打的话，政协会议成功也无非是成立联合政府，而联合政府内部的共产党人在欧洲冷战全面展开以后，早晚也会像是欧洲那些共产党人一样，至少是企图把国民党人赶出去，控制整个中国大陆。那时候国民党恐怕要么是屈服，要么还得再打一仗。

[00:57:28]而再打一仗发生的结果，跟实际上发生的结果恐怕差别也不是很大。因为亚洲大陆传统上讲就不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美国也没有在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实施有效干涉的技术能力。所以，只要德国和日本倒台，实际上真正能够继承这些地方的也就只有苏联，美国顶多是嘴上抗议一下。中国和东欧国家落入苏联势力范围，已经是迟早的事情。 这是日本和德国倒台的一个必然的想象，因为大自然和政治世界都是厌恶真空的，有了一个真空，最接近的强权势力肯定会入侵。美国作为海洋国家，它顶多是在苏联事实已经入侵以后，然后在大陆的边缘地带，在岛屿和半岛地带，重新构筑一条防御线，像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地方，在英国和荷兰这样的地方，构筑一道边缘防御线，而把大陆的核心地带让给苏联。

[00:58:34]冷战的开始是实现和完成了凡尔赛会议开始的时候那个国际体系的割裂：美国继承了英国所开辟的那个整体的国际体系，这个国际体系是维也纳会议以后，比较正统的国际规范体系；而苏联的挑战性体系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就，占据了世界三分之一的位置。对于远东来说，冷战有一个特殊意义，就是，远东通过冷战，第一次完全纳入了世界体系当中。在以前大清和中华民国的时代，尽管每一次交涉和冲突都使大清和中国进一步的深入国际体系当中，但是它内部总是要残留一些还不适合完全纳入国际体系的成分。自从朝鲜战争以后，红色中国和国民党的台湾正式以冷战前线国家的资格进入冷战双方的阵营以后，中国才真正的处在这样一种状况：它再也不可能摆脱国际体系了，国内的任何变化都要取决于国际体系的相应变化。

[00:59:50]1972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比1978年更重要的年份，甚至是1978年的基础。因为，等于说是，毛采取了一个基础不足的挑战苏联的行动，然后在挑战苏联失败，在全社会主义的整个阵营企图替代苏联路线失败以后，他唯一的选择就是用马基雅维利主义手段，把美国引进来克制苏联，然后红色中国在这次事件中扮演一个非常机会主义的角色，以不自然的联盟在苏联南部打下了一个钉子。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中国背叛苏联投奔美国，使苏联在冷战中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这是它后来支持不住、更快的走向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中国本身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外交上搭上了美国的顺风车以后，它就享有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许多优势。对于中国或者日本这样的次要国家，只要你跟的大哥比较对，跟的路线比较对，即使你的国内政策比较错，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01:00:59]八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跟美国的宽容很有关系。如果中国在外交上没有配合美国的话，那么八十年代实行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小型的改革，本身是不足以起到那样的后果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维持得下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美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给中国做了担保的缘故。没有这个担保，如果中国关起来门搞改革，那么它的处境就会像是冷战后的古巴一样。从技术上讲，古巴在九十年代以后内部搞的改革开放比中国在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要多得多，技术上要复杂得多，但是还是不能成功，关键就在于美国一直是封锁和制裁它的。而八十年代的中国，美国一直是扶持和照顾的。中国在美国的扶持和照顾之下，即使你的改革开放措施本身其实是很破碎的，但是还是取得了很大成功。古巴在美国的打压之下，虽然你的方针政策其实更好一些，但是实际上还是同样不行。

[01:01:55]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暂时经历了一个外交上的小阳春，一直到冷战结束。冷战结束以后，等于是，外交上左右逢源的时代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按照当时正常的发展，中国是很可能在九十年代跟着苏联倒下来的，因为美国收买中国反对苏联的需要已经不复存在。八九年那个事件和随后的制裁，与其说是本身很重要，不如说是它只是代表一个方向和提供了一个借口。中共在九十年代没有落到这个下场，主要就是，一方面，新的挑战者出现了，也就是伊斯兰世界。在这个新的挑战者面前，江泽民时代的中国再一次扮演了美国一个重要助手的角色，因此再一次变成了美国外交上所需要的助手；另一方面是，美国主导以来的军事全球化，在二十一世纪初达到高潮。中国在这一方面又提供了全世界所少见的大量的不受约束和保护的廉价劳动力。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结合，为中国争取了新的十年时间，使它作为体系的异己分子，暂时又有机会扮演合作者的角色。

[01:03:07]所以，二十一世纪初，经济全球化才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得以改善的一个根本动机。这个动机仍然是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主要是因为你能够在国际体系中搭便车获得的。如果你采取退出国际体系的政策，或者说是国际体系主动的排斥你，像TPP（注：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所显示的一样，这些条件很快就会不复存在了。那时候的中国就很容易陷入中苏分裂以后，尼克松访华以前，1959年到1969年那十年所陷入的狼狈处境。那十年不仅是中国外交最狼狈的十年，而且是国内民生和经济最糟糕的十年。关键就在于你在国际体系上处在左右不逢源的狼狈处境。

[01:03:50]目前的中国，差不多就面临着一个重新选择的结点了。过去允许它搭便车的那些一系列阴差阳错造成的条件，现在已经是，要么是已经消失，要么是正在消失。它所采取的做法，以及国际社会对待它的做法，从现在看来，各方面都是指向国际体系的再度分裂。由TPP开始的这个重新组合当中，会把中国排斥在外，而中国的外交政策受到错误的大国崛起史观和革命史观的支配，把过去中国几十年的成就归功于中国自己的努力和中国体制的优越性，认为它可以在离开国际体系，甚至对抗国际体系的情况下，继续取得更大的下一阶段的成就。这两者相结合的话，未来的趋势大概是，中国将会像是一战后的苏联一样，扮演一个相当积极的挑战国际体系的角色。而这种挑战的结果，十之八九是凶多吉少的。

[01:05:03]按照一战以后，清朝解体以后，中国内部的宪法体制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中国本身的宪法结构，或者说是，中国政治精英建构国家的理想符合当时国际体系需要的话，这种结构就能够稳得住；如果不符合这种需要的话，那么追求这种理想的精英集团，本身就会遭到解体的命运。像国民党之所以垮台，归根结底就是它要建立起来的这个大中华，实际上既不符合苏联的利益，也不符合日本的利益，也不符合英国主宰的整个国际体系的利益，最后在冷战时期，仍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也是要它在台湾保境安民，阻止共产党渡过海峡，但是不支持它反攻大陆的。所以它整个理想都是逆时而动，因此它是注定要遭到失败的。而共产党在这方面比国民党一向是要机会主义得多，这是它能够比国民党占到更多便宜的主要原因。但是如果以后它接过了国民党的衣钵，坚持要在跨越国际体系边界的地方建立一个有能力挑战现有国际体系的大中国，我想，国民党过去在三十年代以后曾经遭遇的命运很快就会落到它自己头上。

[01:06:44]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通过统战的方法，想把韩国拉到中国这一边来，然后在东南亚、中亚搞一个朝贡国的体系，这就是一带一路、亚投行这些做法的真正动机。它的理想等于是要恢复鸦片战争以前，以大清为中心的那个朝贡贸易体系，以庞大的中国为中心，周围由韩国、一些东南亚国家、一些中亚国家那些小国包围，一边从中国拿到一些好处，另一方面也对中国提供战略上的资源这种方式，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平行体系。

[01:07:20]但是可以想象，现有的国际体系整个大环境是不容许它这个战略成功的。它这个战略肯定会引起强烈的反击的。它的势力范围在太平洋和中亚伸出它原有的国家界限以后，肯定会出现严重的碰壁现象。就不要说这个范围以外，你像香港这样的地方，它碰壁的迹象已经显示得很明显了。其实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香港站得住脚，归根结底还是英美愿意收买中国的缘故。英美愿意收买中国，就可以压住台独势力、港独势力，不让它做大。一旦中国采取全方位挑战西方国际体系的做法，西方的立场也会相应的改过来，那时候，分裂主义的势力就不再是扰乱美国体系的麻烦制造者，而是保障美国体系、防止中国扩张的必要的和宝贵的帮手。

[01:08:09]你从蔡英文现在的处境就可以看出了，以前在陈水扁时代，美国人把民进党看成制造麻烦的人，因为在中美相互协调的大局中间，他们不希望台独分子掌握政权，给双方制造麻烦；但现在恰好相反了，现在美国人把朱立伦当成不可信任的人，认为朱立伦到北京去达成这个协议，最终将导致实质统一。而美国人的立场，虽然不高兴通过直接独立来引起冲突，但是也绝不容忍实质统一践踏远东1955年形成的边界。所以现在他的政策等于是反过来，扶植民进党来遏制国民党的。今后如果中国再继续采取有力的挑战政策，那么在香港，在东南亚，在中亚，类似的情况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产生。别人要给你制造出反对你的力量，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你如果像二战前的日本一样，进一步坚定不移的投入更大的力量，引起更大冲突的话，就会把自己陷入到无法维持的地步。

[01:09:07]我想，美国对亚洲大陆是没有什么野心的，它的立场是消极的，它不容许亚洲大陆出现足以跟它挑战的势力。如果这样的挑战势力出现的话，它会把你打垮掉。但是打垮掉，它不会想要这块地方，它就算是想要，顶多也是想干涉一下沿海，上海、东南沿海这些地方，干涉内地对他来说是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的。所以如果共产党真的是强大到足以像以前的日本和苏联一样，对美国体系实行有力挑战，那么美国是会支持各种势力直接或间接把你做掉的。但做掉你以后，政权解体以后，美国不会深入亚洲来替你善后的。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沿海倒也罢了，内地要么就是形成一系列军阀强人统治，要么就会落到伊斯兰国手里面。这是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

[01:10:07]现在的情况就是，俄罗斯、伊斯兰教和中国是继承了这个西方国际体系的三个局外人，也是三个挑战者。三个挑战者哪一个会变成西方的主要打击对象，取决于你自己的合纵连横。以前，比如说本拉登那个时代，伊斯兰教好像是主要挑战者，中国则是积极配合美国来打击伊斯兰教的，所以当时中国的日子相当好过，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现在的情况不一样，现在的情况是，中国作为挑战者的声势和威胁已经超过了伊斯兰国，所以美国的战略重点才从中东移向远东，放着伊斯兰国不管，极力来遏制中国。这对中国来说不是个好下场。现在美国的政策是，在乌克兰对付俄罗斯；在远东对付中国，而且对付中国还要对付得更狠一些；对中东它采取的是近乎撒手不管的政策。可以说吧，美国的国际体系面临着三个挑战者，但这三个挑战者，不仅每一个的实力都不如西方，而且三个挑战者加起来的实力都不如西方。

[01:11:10]而三个挑战者彼此之间相互也是不和的，它们很容易通过跟西方联盟来反对另一个力量，而为自己争取较好的待遇。例如中国就很明显，它就曾经投靠西方，帮助西方镇压伊斯兰国，为自己争取很好的待遇。同样的道理，俄罗斯也并非不可能投靠西方，帮助西方来整中国，为它自己争得更好的待遇。特别是俄罗斯的右翼分子，他们最不愿意看到一个伟大的欧洲民族变成中国的傀儡和利用对象。所以俄罗斯在这方面是最不可靠的，你不能指望它会配合中国，当中国的小兄弟去对付西方，这跟它的原有的地位太不相称了。它可以让中国做它的小兄弟，在它对抗西方的时候，替俄罗斯当人肉盾牌，但它绝不会反过来替中国当人肉盾牌。如果它已经软弱到这个地步，很可能变成中国的附庸，那它很可能会觉得，同样是做附庸，我宁可做西方的附庸也不愿意做你的附庸。反过来，它很可能像江泽民时代中国对付伊斯兰教一样，反过来配合美国来整中国。这种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提问部分：（所有提问均经过精炼）

[01:12:23]某听众：伊斯兰国不也是在挑战美国吗，美国为何不制裁它？

[01:12:30]刘仲敬：对。但是在中、俄和伊斯兰世界这三大挑战者当中，伊斯兰世界是最弱的一部分。所以至少从目前的美国的战略部署来看，是首先对付中国，对俄罗斯采取防守的姿态，对中国采取进攻姿态，对中东采取撒手不管，只是象征性的绥靖一下这种战略。

[01:12:51]某听众：那么以伊斯兰国的力量，它可能占领中国么？

[01:12:58]刘仲敬：可能的。它像是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一样，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也是没有能力占领中国的，但是国民党打了抗日战争以后，它就有这个能力了。现在的伊斯兰国是没有能力占领中国的，但是如果中国在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的冷战，而且失败、国力虚耗以后，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了。四十年代的国民党就不再是三十年代南京政府时代的国民党了。共产党斗不过前一个国民党，但是对付后一个国民党则不太费劲儿。如果中国错误的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在跟美国斗争的过程中，把自己弄得锅干碗净盘子空，那么留下的这个真空是很容易被伊斯兰国填补的。因为共产党现在的趋势已经很明显，它是基层空虚，把资源集中到上层和军队这方面，好像是打算孤注一掷似的。然后如果这方面的努力失败，面子戳破的话，那么它残余下来的基层政权和组织力量是不足以阻止游击队和武装分子的袭击的。

[01:14:04]某听众：美国有没有可能往后缩，在中东和远东都不投入力量，而只保欧洲呢？

[01:14:17]刘仲敬：现在还没有这方面的迹象。如果将来发生的话，由于时间差的缘故，对最近这几十年也产生不了有效的影响。

[01:14:32]某听众：那么是不是说这三种力量中，现在最具有扩张能力的就是伊斯兰国，可以对俄罗斯和中国进行渗透？

[01:14:47]刘仲敬：它的层次不一样。俄罗斯和中国是在国家这个层次上进行挑战的，所以很容易遭到直接打击，就好像国民党的正规军很容易被日本打垮一样，但是共产党的渗透部队是很难被任何人打垮的，它可以在你的正规军被打垮以后留下的一片破碎中间，它的地下组织轻而易举的就渗透进去了。伊斯兰国也是这样。作为国家组织，伊斯兰教显然根本不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匹敌，但是它化整为零的小组，的确可能在俄罗斯和中国自己的国家体制解体或者遭到重创的时候，通过留下的真空地带渗透进去。

[01:15:21]某听众：现在的伊斯兰国能代表伊斯兰教的主流吗？

[01:15:30]刘仲敬：当然从教义上讲，它不是主流。但是这不太重要。伊斯兰教，其实就是，你只要掌握了政权，你可以把自己重新塑造成为主流。

[01:15:59]某听众：伊斯兰国这么多的资金，来源是哪里？

[01:16:01]刘仲敬：就是中东的各基金会。过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大批石油美元在这些基金会中间发酵了。

[01:16:14]某听众：这些石油美元不是掌握在中东统治者的手里吗？

[01:16:18]刘仲敬：这些资金通过捐赠的方式进入了伊斯兰教的慈善基金会，这样就超出了伊斯兰教世俗统治者能够控制的范围了。这是伊斯兰教社会的一个特点。这些东西如果打比方的话，就有点像是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祠堂、祠田。祠田这个东西就是用来供奉我们本家族的祖宗宗庙的田，跟分给我们每一房的田不一样。比如说我是刘家的长房什么的，我刘家的长房有留下的田，这笔钱我必要的时候可以卖掉；但是刘家长房二房三房四房共同还有一部分田是用来维持宗庙的，这个田我自己卖不掉，二房三房也卖不掉。伊斯兰教那些慈善基金会就是发挥的这个作用。世俗统治者没有权力动那些基金会里面的钱的。这些基金会是用来弘扬伊斯兰教教义，做教育、慈善和医疗用的。

[01:17:13]某听众：美国为何不会为了维持中东秩序而打击伊斯兰国？

[01:17:17]刘仲敬：美国现在实际上是一个敷衍的态度，它表面上，出于政治正确，它当然要打击伊斯兰国了，但是打击是象征性的，派点飞机去遥远的轰炸一下，根本没有出全力。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伊斯兰国打击的主要对象也就是叙利亚的阿萨德、伊朗，这两者也是美国的敌人。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它很有理由觉得秩序不用它去维持，没有必要帮助一方敌人去反对另一方敌人。而且能源革命以后，中东石油的相对低位下降了，今后美国可能不会像以前那样觉得有必要维持中东的秩序了。

[01:18:21]某听众：美国为何现在已经对俄罗斯进行直接制裁，而还没有对中国进行直接制裁？

[01:18:29]刘仲敬：那是因为中国的层次还是比俄罗斯要低一点。它默许了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但是一开始就警告说，不要以为克里米亚能够在远东重演，中国还不敢像俄罗斯搞克里米亚那样做。

[01:20:09]某听众：中国会不会重新回到江泽民时代的外交路线上？

[01:20:17]刘仲敬：这就很难说了。但是即使在江泽民时代，中国采取的做法也是韬光养晦。韬光养晦就是说，现在我惹不起你，然后我花上十年、二十年建设军备，等我惹得起你了我再惹。像1996年的台湾危机的时候中国采取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政策。我觉得这实际上只是在快要烧开的水里面加了两块冰，只是推迟了几十年的沸腾时间，但是最终还是要沸腾的。只要你的国家目的不改变，最终你总要引起冲突的。

[01:20:47]某听众：现在日本的变化是不是美国在背后做推手？

[01:20:51]刘仲敬：对。以前压制日本保守派的主要力量不是中国，也不是日本左翼，而就是美国自身。美国直到小泉首相当权时代，仍然在压制它。现在转为积极的给它们松绑。

[01:21:07]某听众：但是如果伊斯兰势力占了上峰，对美国也未必是什么好事啊，没准比中国的威胁还大。

[01:21:18]刘仲敬：是未必是什么好事，但是对西方世界来说，它的威胁不那么直接。实际上，国民党所设计的那个大中国解体，而共产党控制中国几十年，对美国是相当有利的。国民党如果实现它的理想，在抗战以后实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主宰亚洲大陆，那这个中国不大可能是美国的盟友，它更有可能在亚洲大陆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样美国其实是不高兴的。美国，像以前的英国一样，它不会高兴亚洲大陆上出现任何强权，无论是中国还是俄国。而共产党干掉了国民党，结果就是，至少在最初几十年之内，共产党的中国是没有变成大国的可能性的。而国民党在抗战胜利以后却一度有这个可能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马歇尔和杜鲁门那种人在关键时刻要整国民党一下，它根本不高兴国民党统一中国，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国。当时的共产党跟现在的伊斯兰国差不多，它虽然是比国民党更反美，但是，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它如果占了上峰，会把中国变得很落后的，以至于它反不反美也就无关紧要了。

[01:22:28]某听众：那要这么说美国还是霸权，不能让别的地方出来一个能跟我抗衡的力量。

[01:22:40]刘仲敬：这是一切权力集团的本性。所有的权力集团都有这方面。美国已经算是比较有理想主义精神了。

[01:22:54]某听众：目前中国在南海不断的填海造基地，这样做的战略用意在哪儿呢？

[01:23:01]刘仲敬：可能还是服从于它在东南亚建立朝贡体系的要求吧。它想在东南亚分化东南亚各国，在其中找出一部分可能是像老挝或者柬埔寨那样比较次要的小国，拿这些小国当作突破口做自己的朝贡国，然后渐渐的打楔子，扩张到其他国家。

[01:23:21]某听众：现在世界发展到这种程度，还能建立朝贡体系吗？就是建立也应该不是以前那种方式了吧。

[01:23:29]刘仲敬：当然不是以前那种方式，但是实质还是存在的。你想，美国建立起的这个世界体系也不是以前那种殖民地的方式吧。但是，形式改变了，实质还是存在的。它仍然是以美国为中心，美国接替了大英帝国的地位，它的盟国虽然不再是大英国的殖民地，但还是以其他方式，以更加微妙的方式附庸美国。中国当然不会建立朝贡贸易体系，但是在它设想的这个体系中间，那些小国也是要依附于中国的，这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这种依附的方式将会破坏美国对世界体系的构想，这也是很明显的。可是中国很难后退，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以来韬光养晦了几十年，忍气吞声了多少次，不就是为了现在么。这就好像是你要国民党不打抗战一样。好不容易建设了十年，多次整备军队，难道不就是为了争着一口气么。不就是为了撕毁不平等条约，建立强大的新中国吗。如果我们现在不干的话，以前那几十年不就是白干了。

[01:25:06]某听众：我觉得现在的人生活质量高了那么多，怎么还会有战斗激情呢？

[01:25:14]刘仲敬：如果中国是一个像日本那样的国家，说不定是，选民会厌倦争霸的斗争，让中国就此消停。但是中国不是这样的国家，它的政治精英是不肯就此罢休的。

[01:25:49]某听众：我觉得日本的军事力量比中国要强多了。

[01:25:53]刘仲敬：日本的常规力量一直比中国要强。所以中国对日交涉的时候，动不动就提二炮（注：以地对地战略导弹为主要装备、担负核反击战略作战任务的军种）的。日本唯一吃亏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核武器。所以中国的想象就是，如果把美国赶出亚洲，中国能够凭借核武器压倒日本。但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美国如果不在亚洲的话，日本肯定会自己发展核武器的。

[01:27:32]某听众：美国现在的战争都是很讲规则的，包括保护平民。如果战争中有谁攻击平民的话，美国是不是有可能会出兵什么的，这是不是在定义一种新战争？

[01:28:03]刘仲敬：我觉得这个与其说是一种战争规则，不如说是一种执法规则。用这种罗马式的权力，渐渐的把罗马所进行的战争变成了罗马的执法活动。

[01:28:17]某听众：在美国的秩序之下，世界上打无限制的战争的可能性还大吗？

[01:28:26]刘仲敬：以后，档次比较高的战争是不可能违背美国的意志而发生的。

[01:29:13]某听众：我觉得中国现在挑战实力肯定不够。

[01:29:16]刘仲敬：肯定是不够。但是，时间窗口对中国不利，十年以后，中国的处境会更加恶劣。现有的财政盈余在08年前后是达到最高峰，以后就只会逐渐减小了。而且人口将来会进一步老化。而且围绕中国的其他邻国也会开始加强军备。现在中国的局部优势是依靠九十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单方面和长期的军备扩张造成的。在这十几年中，其他国家基本上没有反应。但是以后它们可能会渐渐有反应了，会使中国的相对优势不断缩小。

[01:30:34]某听众：我觉得下一步中国是内战，各个军区混战。

[01:30:43]刘仲敬：我觉得这样的战争还是档次太高了，不大像是可能发生的事情。比较容易发生的还是伊斯兰教那种低档次的、渗透性的小战争。

[01:34:09]某听众：照您这么讲，国内那些民主派还在做梦，结果连床都要塌了。

[01:34:27]刘仲敬：民主化不但是不可能，而且比起八十年代的时候，可能性反而更小一些。八九年的时候，如果当时是苏联没有倒，而中国倒了，那么中国实行民主宪政，那就很有希望了。那就等于是中国当了优等生，而苏联当了劣等生，西方会支持中国，为中国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但是实际情况恰好相反。

[01:35:03]某听众：那么根据您的分析，什么能救中国？

[01:35:08]刘仲敬：估计是已经没戏了。

[01:35:31]某听众：那它灭亡那天会怎样呢？

[01:35:33]刘仲敬：灭亡那天会比较接近于二月革命那种情况。没有明确的事件，但是一系列孤立的事件突然导致中国解体。

[01:35:43]某听众：假如伊斯兰国来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呢？

[01:35:46]刘仲敬：伊斯兰国不会是突然来的，你肯定会像是西贡的居民一样，早在他们来以前许多年，就会突然听到，周围的村庄，什么地方共产党来了，什么地方发生袭击了，什么地方冒出地下党来了。

[01:36:34]某听众：可能广东福建会形成新的联盟吧，这些地方经济自给能力非常强，维持一支军队应该不成问题。

[01:37:00]刘仲敬：而且它有一个重大的优势，东南沿海地区假如是形成一系列小邦的话，它肯定不具备有帝国的资格，它也就可以别变成一个亚洲的荷兰或者比利时，而不会像是法国或者俄国那样，构成亚洲大陆中心的霸权力量。因此，这样的力量如果起来以后，并不会冒犯美国和世界体系。

#完#